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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妇女节特别关注:职场妈妈的“双重焦虑”怎么破?

中新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 张尼) 缺觉、体力透支、疲于奔命……这是很多职场女性升级为妈妈后最大的感触。无法全身心投入事业,又不能全天候照顾孩子,这样的矛盾让她们感到焦虑。如何化解职场妈妈的“双重焦虑”?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每个小家,同时也令全社会关注。

资料图:2017年5月,福州辣妈进行街头哺乳快闪活动。吕明 摄

分身乏术:职场妈妈难平衡工作与孩子

2014年,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李璐迎来了儿子的降生。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她就开启了“超人模式”。

“孩子一岁以前基本没有睡过什么整觉,喂奶、换尿布……有时一晚上要起好几次,早上六点又要爬起来上班,一天能睡五六个小时都算幸运了。”李璐说。

在李璐的记忆里,这些年自己经常顶着黑眼圈去上班,有时在回家的地铁上靠着门都快睡着了,快节奏的生活让她有点喘不过气。

分身乏术的不仅仅是李璐一人,时间被挤占是很多职场妈妈面临的问题。她们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工作,更要花大量的时间照顾和教育孩子。

2017年5月,有招聘网站发布了《2017年职场女性压力报告》。这份覆盖超5000职场女性的调研显示,受访的女性有50%以上每天花2-3小时用于孩子的功课辅导,如果是二孩家庭,这个时间还会更长。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国家庭中,父亲的缺位令职场妈妈不得不承担更多“负荷”。

2015年,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和上海市妇联共同展开的上海市家庭教育调查显示,孩子教育主要由父亲负责的比例,则从2005年的30.2%下降至23.7%。相反,主要由母亲负责的比例却从20.3%上升至47.2%。

2016年天津市妇联发布的《天津市家庭建设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中也显示,具体到教育子女的任务,36.34%的家庭主要由母亲承担,仅有11.6%的家庭由父亲承担。

资料图:2017年3月8日,河南省人才市场举行第十五届女子专场招聘会。韩章云 摄

事业受阻:职场“潜规则”制约育龄女性

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16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95%的女性认为生育后对职场发展产生影响。

对于用人单位的“潜规则”,李璐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公司里女职员一旦怀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都与升职加薪无缘,无论工作表现优秀与否,这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她回忆,自己当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没能在职位上有进一步提升,机会让给了其他同事,这也直接导致她这几年面临着涨薪难的问题。

随着孩子长大,面临的经济压力增加,李璐从去年起就计划着跳槽的事情,但经过一番简历投递后,她发现自己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她告诉记者,随着全面两孩政策落地,有些企业在招聘时对于已婚已育的女性并没有太青睐,会顾虑这些女性有生二胎的意愿,或者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对于这一现象,在某金融企业做人力资源工作的赵夕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对于女性的年龄和婚育状况的确会慎重考量。

“企业里的一些基础岗位,通常倾向于应届生或者是未婚未育的年轻女性,主要考虑她们能够有更多精力放在工作上,这涉及到用人成本的问题。”赵夕说。

资料图:2017年5月,近200福州辣妈进行街头哺乳快闪活动,图为活动中一位丈夫帮妻子撑伞。 吕明 摄

配套保障待完善:产假不够用,哺乳室短缺

除了事业发展受限,在很多职场妈妈看来,产假制度和相关的配套保障也有待改善。

记者注意到,目前,全国31省份都延长了女性产假,但对很多女性来说,产假还是有些不够用。

28岁的佟丽昕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今年刚休完产假返回工作岗位的她对记者坦言,“至今还是不在状态,4个月的产假有点短。”

“从生理角度上讲,4个月的时间,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到生产之前的状态,另外孩子太小,这个时候返回工作岗位,状态和专注度不是很理想。”在佟丽昕看来,如果能够将产假延长至半年甚至是一年,自己会从容很多。

除此之外,单位没有专门配备哺乳室也令佟丽昕感到很不方便,“因为没有专门的场所,很多职场妈妈只能去公司的杂物间或者卫生间,非常麻烦。”

而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2016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对于哺乳期女性迫切需要的哺乳室,仅有13.3%的女性所在单位可以提供,同时有29.39%的女性表示单位不会为职场妈妈提供任何福利。

资料图:2011年5月8日母亲节,广西南宁市有关单位联合主办母亲专场招聘会。 黄艳梅 摄

消除歧视不仅仅是用人单位的事

其实,近年来关于职场妈妈遭遇“生育瓶颈”的讨论一直不断,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例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健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消除性别和身份歧视,使更加公平、更加充分的就业成为我国发展的突出亮点。”

究竟如何维护职场妈妈的权益?

对此,有劳动保障专家表示,如今制约职场妈妈发展的一大因素就是企业对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解决该问题,需要在加强相关法律执行力度、保障女性劳动权益的同时,建立多种机制改善女性就业环境。

同时专家也强调,除了用保障性条例对妇女进行保护外,还要从根本上解决保护成本的问题,若保护成本转移到用人单位身上,会让用工成本较高的女性愈发受到用人单位歧视。

当然,化解职场妈妈的困境,需要的不仅仅是来自法律和制度层面的保障,更需要全社会的包容。

正如《人民日报》去年5月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所强调——帮职场妈妈纾解困境,尤需全社会共同努力,真正为这一群体减压。

文章称,尤其是随着全面两孩时代的到来,应当倡导抚养孩子是家庭共同责任的理念,让职场爸爸更多补位。更为关键的是,整个社会还应着眼于制度设计与完善,对职场妈妈给予更多的宽容和便利。这不仅仅指多设母婴室、实行弹性工作制等,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关心和包容,促进公众更多认可她们的付出与价值。(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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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网报道,一则《北京某村对外来人口收费》的通知近日流传于网络。该通知中称,为完成外来居住人口为零的指标,外来人口、店面每人每月需交2000元,决定自8月1日开始实施。

对此,北京市大兴区官方微博“北京大兴”发布了《榆垡镇求贤村关于收取流动人口相关费用的说明》,称“村委会根据本村《村民自治章程》规定,于2017年7月11日,召开村民代表会研究通过,所收费用将用于加装村内供电设施、增加保洁力量等公用事业。”

根据这份说明,随着流动人口的无序涌入,导致了村庄环境脏、乱、差,停电断水时有发生,而且给村内治安管理、环境整治等增加了很大经济负担。近期,村内流动人口与本村村民多次发生打架斗殴治安案件,上述这些情况成了这次收费措施的理由。

首先应当承认,外来流动人口给本地治安、卫生等方面造成困扰是可能发生的,而村民及村委会对流动人口涌入的担忧和管理需求也是合理的。但是在北京时间“锐评”看来,此次收费措施有多处不妥之处。

该村收费依据的是《村民自治章程》。但根据《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而根据大兴区的说明,要求“相关条款应写入出租合同,费用直接由租户承担;《通知》发放前已经出租的,由出租人与租户进行协商,变更出租合同,并由出租人限期交纳相关费用。”

这其中,要求村民在出租房屋时与对方协商还算说的通,要求已经签订合同的变更就与现行民事法律规范相抵触了。承租人完全可以拒绝变更合同,甚至以房东违约为由进行索赔。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村民自治章程》对村民有一定法律效力,但是并没有行政强制权,无权设立罚款、征收的项目。因此“限期交纳相关费用”就更是难以实现了。

而《通知》中提出的“执行人员有权停止一切服务项目,将当事人限期搬出本村”,则很明显是违法的,除了执法公权力部门谁能停止经营?除了法院谁能强制搬迁?

同时锐评君注意到,《通知》跟大兴区给出的说明也有多处矛盾之处。比如《通知》称是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为了完成我村外来居住人口零的指标”,而说明则是说“根据本村《村民自治章程》规定”。

在锐评君看来,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按照大兴区的描述,这不过是一次村民自治范围内的行为;然而按照《通知》的说法,是由“上级”下达的“指标”,就变成了地方政府的行为。

因此,所谓“外来居住人口零的指标”已经成了目前舆论的热点问题,但锐评君查询北京市目前政策,没有发现所谓所谓“零指标”。

究竟是大兴区自己下达了这样一个指标呢?还是村委会信口开河、假传圣旨?又或者是这份《通知》曾经被篡改过?

实际上,如果说本地村民试图通过《村民自治章程》的授权来实施外来人口管理,本身初衷没有错;

但是这样的手段似乎不太合适,当地外来人口完全可以依据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力;

同时《村民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法律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那么该村所在乡镇乃至大兴区政府都有义务对其内容进行审查,考量是否有要求其改正的必要。

而如果大兴区确实没有下达这样的指标,对于宣称依据“上级指标”的《通知》,则更有澄清和纠正的必要了。

特朗普上任两周签8条行政命令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